你见过眼球停止生长的人吗？我就是。左眼比右眼小一圈，不是眼皮的问题，是眼球本身。十岁那年在上海的医院里，医生对着检查报告叹气：“小时候那激光打早了，把生长点打没了。”诊室的白炽灯照得人发晕，我听见父亲在旁边轻轻吸了口气。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声叹息的重量——它意味着我的左眼永远停在了童年。

事情得从更早说起。小时候左眼眼白长了块小肉，村里卫生院的医生轻描淡写：“激光打掉就好。”九十年代的乡村医疗，信任往往代替了知情同意。那束光闪过之后，我的世界开始倾斜。起初只是偶尔的模糊，后来渐渐发现镜子里的自己有些说不出的别扭。直到上海的专家指着影像图解释：眼球像树木一样有年轮般的生长纹，激光误伤了生长区，就像给正在抽条的树苗套上了铁环。

青春期是最难熬的阶段。别的女孩开始在意睫毛膏和眼线，我却学会了用刘海和侧脸角度掩饰差异。知乎上总有人问“眼睛大小不一怎么办”，下面推荐着双眼皮贴或化妆技巧。我滑动屏幕，心里泛起苦笑——他们说的是眼皮，我说的是眼球。那是一种更深层的不对称，像地基没打平的房子，怎么装修都透着说不出的歪斜。

成年那天，我带着攒了三年的钱去了另一家知名整形医院。手术台上无影灯亮得刺眼，麻药推进血管时带着冰凉的触感。医生在术前最后确认：“即使手术，也只是改善外观，眼球大小无法改变。”我点头，心里清楚这就像修补一件先天不足的瓷器，能粘合裂缝，却补不回缺失的胎泥。

术后恢复期，我每天对着镜子观察那道细微的疤痕。有三个月，眼睛看起来几乎正常。然后某个清晨，我在镜子里看见左眼角冒起一个透明的水泡，像清晨草叶上的露珠，却长在了不该长的地方。它不痛不痒，只是静静宣告着：问题从未真正离开。

现在是大四的秋天，我坐在图书馆里整理求职材料。互联网公司的招聘海报贴在校园各处，那些要求里总有一条“形象端正”。我眨了眨左眼，感受着那种微妙的视野差异——它不影响我看清屏幕上的代码，却可能影响别人看我的第一眼。我开始研究眼部保健品，不是相信奇迹，而是需要做点什么来安抚那种悬在半空的心情。瓶瓶罐罐摆满书桌一角，室友偶尔问起，我只说是缓解疲劳。

前几天去医院复查，医生用裂隙灯仔细检查后开了两种药。没想到两天后，那个水泡竟真的消退了。那一刻我在卫生间镜子前愣了足足三分钟，然后第一次拍了张正视镜头的照片。虽然左眼依然明显较小，但至少表面是平整的。我把检查报告摊在桌上，上面写着“角膜粘连”和“发育性异常”。医生在诊室里批评了当年的处置方式，父亲站在一旁，鬓角的白发在诊室灯光下特别显眼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突然想起十岁那年从诊室出来，他给我买了支奶油冰淇淋，化得满手都是。

住院通知要等三到六个月。父亲悄悄预约了VIP病房，又因为费用问题改回普通病房。电话里他语气轻松：“普通病房热闹，恢复得快。”我知道他在掩饰什么，就像这些年来他每次提起我的眼睛，都会迅速转移话题到学习成绩或别的什么上。有些愧疚像慢性病，潜伏在亲情里，时不时发作成过度补偿。

等待的日子里，我开始整理这些年的病历。不同医院的检查单摞起来有半尺高，时间跨度超过十五年。每张纸背后都有一个阶段的自己：小学时害怕同学询问，初中时拒绝拍照，高中时总坐在教室左侧，大学后学会用眼镜修饰。互联网行业对形象的要求相对宽松，这让我稍感安心。但更深层的恐惧来自那些体检表格上的“是否有重大疾病史”栏目——我该勾选“是”还是“否”？一个伴随终身的发育异常，算疾病还是特征？

手术日定在一月。巧合的是，通知电话来的那天，我刚结束期末最后一门考试。护士的声音很温和，说VIP病房暂时没有空位。我几乎立刻回答：“普通病房就好。”挂断电话后，我看着银行卡余额，第一次为能住普通病房感到庆幸。成年后的许多选择，都是从计算这些数字开始的。

入院那天上海下着冬雨。病房里住了三位病人，靠窗的老太太是白内障手术，中间床位的姑娘矫正斜视。我们交换了病情，21点游戏发现每个人的眼睛都有各自的故事。老太太说：“眼睛是身上最娇气的地方，一点委屈都受不得。”我躺在病床上想，我的左眼是不是从小就受了太多委屈——那束不该来的激光，那次让它雪上加霜的车祸，还有这些年来我每次照镜子时下意识移开的目光。

全麻的过程像沉入温暖的深水。醒来时最先恢复的是听觉：监护仪的滴答声，护士查房的脚步声，邻床家属压低嗓音的交谈。然后才是视觉——右眼看见天花板，左眼被纱布覆盖。术后六小时不能动，不能喝水，空调的热风把嘴唇吹得干裂。最难忍的是尿意，时间像被拉长的糖丝，每一秒都粘稠缓慢。我数着天花板上的纹路，突然想起小时候数羊睡不着，父亲会用手掌轻轻遮住我的眼睛：“别数了，黑暗里什么都有。”

第十九个小时，护士准许我小口喝水。温水滑过喉咙的瞬间，我莫名其妙掉了眼泪。不是疼，是某种漫长的紧绷突然断裂。邻床姑娘递来纸巾，什么也没问。在医院里，有些脆弱不需要解释。

出院是四天后的事。左眼戴着透明的绷带镜，看东西像隔了层雨中的车窗。医生嘱咐一周后复查，清单上列着十多项注意事项：不能揉眼，避免强光，按时滴五种眼药水，睡觉要仰卧。我把清单设为手机屏保，每天严格按时间表生活。室友笑我像在搞科研项目，我说是啊，研究对象是我自己。

拆线那天，医生用镊子取下最后一段缝线。裂隙灯的光束里，我看见角膜上淡红色的新生血管，像初春树枝上萌发的细芽。“恢复得不错，”医生说，“但褪红需要时间，可能几个月，也可能更久。”他顿了顿，“眼眶发育还是不对称，这个我们无能为力。”

我点点头，其实早就明白。有些差距从生命早期就注定，医学能做的只是让它不要继续扩大。就像修补一件珍贵的旧瓷器，工匠能修复裂痕，却无法改变烧制时便形成的釉色差异。

现在左眼的红肿正在缓慢消退。我依然每天服用那些保健品，依然习惯性用右侧面对镜头，但开始尝试在自我介绍时说：“我左眼受过伤，所以看起来有点特别。”大多数人都只是点点头，继续聊专业或天气。原来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，担心的是别人根本不会在意的事。

复诊安排在三月。医生说要等角膜完全稳定才能评估最终效果。这期间我要完成毕业设计，投递简历，准备踏入那个看重迭代和优化的互联网世界。有时候写代码到深夜，我会停下来看看镜子里那双依然不对称的眼睛。它们一个见证过不该有的激光，一个目睹过所有躲避的视线；一个永远留在了十岁的夏天，一个挣扎着想要看清成年的风景。

但至少现在，它们都能看见屏幕上的代码正在流畅运行。至少那道水泡没有复发，至少每次复查时医生都说：“在好转。”至少我终于能平静地讲述这段经历，而不必在开头先说“偏题预警”。

成长可能就是学会与那些无法改变的部分和解。我的左眼不会突然开始生长，它永远会比右眼小一圈，永远带着那道细微的疤痕。但也许正是这种差异，让我更早学会了观察——观察别人眼神里的善意或回避，观察医学的边界和可能性，观察父亲那些沉默的补偿背后未说出口的歉意。

等待下一次复诊的日子里，我继续吃着保健品，继续修改简历，继续练习正视镜头。互联网行业最迷人的地方在于，它允许用代码创造平等——在屏幕另一端，没有人知道你的眼睛是否对称。而当我终于能坦然说出“我左眼有些特殊”时，那种自由，比任何对称都来得珍贵。

眼睛的故事还在继续，就像角膜上的红色会慢慢褪成淡粉，最后变成几乎看不见的痕迹。而我要带着这道痕迹，去看更大的世界了。